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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指导涉疫民事案件审理的力作

——《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解读

  发布时间:2020-05-25 16:08:43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指导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在前期制定《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的基础上,5月19日又出台了《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为人民法院正确审理涉疫情的合同纠纷案件、金融纠纷案件和破产纠纷案件提出了23条具体审理意见,出台及时,意义重大,为因疫情造成的民事案件审理提供了必要的指导和遵循。下面,仅就其中的合同部分和金融纠纷部分意见谈一点浅见。

 一、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到合同履行的,要慎用合同解除制度,避免因某一合同的轻易解除冲击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合同法重要的理念是鼓励交易,维护交易安全和秩序。在审理涉及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引发的合同纠纷案件时,要正确适用不可抗力等规则,慎用合同解除制度。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只有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时,才允许解除合同。如果通过变更合同的方式能使合同履行,就不必解除合同,从而避免因某一个合同的轻易解除导致上下游产业链受到冲击甚至断裂,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指导意见(二)充分贯彻了鼓励交易的精神。如第1条第1款规定,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当事人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履行买卖合同或者履行成本增加,继续履行不影响合同目的实现,当事人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4条第1款规定,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出卖人不能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期限交付房屋,或者导致买受人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购房款,当事人请求解除合同,由对方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5条第1款规定,承租房屋用于经营,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承租人资金周转困难或者营业收入明显减少,出租人以承租人没有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租金为由请求解除租赁合同,由承租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当然,鼓励交易并不意味着合同不能依法终止。如果继续履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合同就应当依法解除。指导意见(二)第1条第2款规定,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出卖人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完成订单或者交付货物,继续履行不能实现买受人的合同目的,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经支付的预付款或者定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5条第2款规定,为展览、会议、庙会等特定目的而预订的临时场地租赁合同,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该活动取消,承租人请求解除租赁合同,返还定金或者预付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合同不能解除的,要根据公平原则,依法变更合同,合理分担损失。

在慎用解除合同制度的同时,也必须要看到如果疫情已从根本上影响了当事人的订约基础,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也应当对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一方的合法利益予以关注。由于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属于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因此,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请求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指导意见(二)就贯彻了这样的精神。如第2条第1款规定:买卖合同能够继续履行,但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人工、原材料、物流等履约成本显著增加,或者导致产品大幅降价,继续履行合同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请求调整价款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调整价款。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出卖人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交货,或者导致买受人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付款,当事人请求变更履行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履行期限。第7条第2款规定: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人工、建材等成本大幅上涨,或者使承包方遭受人工费、设备租赁费等损失,继续履行合同对承包方明显不公平,承包方请求调整价款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进行调整。第10条规定,对因感染新冠肺炎住院治疗或者隔离人员、疫情防控需要隔离观察人员、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人员以及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人员所涉住房按揭、信用卡等个人还贷纠纷,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还款期限。第14条第1款规定,对于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严重的公司或者其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投资方因履行“业绩对赌协议”引发的纠纷,人民法院应当充分考虑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对目标公司业绩影响的实际情况,引导双方当事人协商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当事人协商不成,按约定的业绩标准或者业绩补偿数额继续履行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这就不仅落实了诚信原则,彰显了公平理念,也有助于兼顾双方当事人利益。

三、运用法治化思维,通过合法方式将国家惠企政策落到实处。

为有效应对疫情带来的影响,国家出台了包括租金减免、税费减免、金融支持等在内的各种惠企政策。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政策本身不是法律,不能直接作为裁判依据,但指导意见(二)通过准确适用不可抗力等具体规则,将有关政策作为确定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重要参考,以法治化方式落实了国家的相关优惠政策。如第6条第1款规定,承租国有企业房屋以及政府部门、高校、研究院所等行政事业单位房屋用于经营,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出现经营困难的服务业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承租人,请求出租人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免除一定期限内的租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10条第1款规定,对于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较大的行业,以及具有发展前景但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暂遇困难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所涉金融借款纠纷,人民法院在审理中要充分考虑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等系列金融支持政策:对金融机构违反金融支持政策提出的借款提前到期、单方解除合同等诉讼主张,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金融机构以咨询费、担保费等其他费用为名收取的变相利息,要严格依据国家再贷款再贴现等专项信贷优惠利率政策的规定,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第12条规定,对于债权人为证券公司的场内股票质押和融资融券纠纷,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政策,引导证券公司按照政策与不同客户群体协商解决纠纷;协商不成的,对于客户要求证券公司就违规强行平仓导致损失扩大部分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通过这些规定使合同当事人能够具体地享受到相关优惠政策。

四、突出保证疫情防控工作大局,对防疫物资产业链、供应链依法进行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在当前我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的形势下,仍要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决不能前功尽弃。疫情防控期间的防疫物资生产和经营,对于服务疫情防控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指导意见(二)第3条规定,防疫物资出卖人因政府依法调用或者临时征用防疫物资而不能履行买卖合同的,对于买受人请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指导意见(二)第11条规定,抵押权人针对防疫物资生产经营企业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等抵押物,通过担保物权特别程序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如防疫物资生产经营企业或者利害关系人能够证明此举将危及企业防疫物资生产经营的,人民法院可待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因素消除后再行处理。在对防疫物资生产经营企业予以上述倾斜保护的同时,为促使其诚信经营,防止囤积居奇,打击投机行为,指导意见(二)第3条还规定,对于防疫物资出卖人在订立买卖合同后将物资高价转卖他人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买受人的诉请,依法判令出卖人将所得利润赔偿给买受人。

五、保障民生,彰显司法为民的人文关怀。

疫情对人民群众生活的影响体现在很多方面,指导意见(二)主要是针对教育和医疗两个方面提出了明确意见,而这时老百姓最关注的问题,这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人文关怀和民生情怀。对于此类民生问题,解释主要涉及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教育培训合同的履行问题。教育培训包括线下培训和线上培训两种方式,但对于学龄前儿童和中小学生来说,线下培训方式更有利于老师与同学之间、同学之间直接的互动、游戏、讨论等教学交流,效果也更好一些,因而受到家长们的更多青睐。在疫情发生之前签订的线下教育培训合同,因为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无法按照原定方式履行的情况大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通过线下改线上、改期等方式变更合同,以及家长能否退班等问题,就成为人民群众的关注焦点。就此,指导意见(二)第8条明确,如果根据具体情况,线下改线上、改期能够实现合同目的的,原则上应当继续履行,不能解除合同。同时我们注意到,像“幼小衔接”、“艺考”等培训课程,变更培训方式或者期限对于合同目的能否实现存在着较大的影响,故在该条第2款规定,如果变更为线上培训或者延期培训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接受培训一方可以请求解除合同,并根据接受培训的课时情况酌情退还培训费用。

二是未成年人参与网络付费游戏和网络打赏的问题。受疫情影响,在线活动在人民群众生活中的时间占比有了大幅度提升,很多原来不怎么看手机的中老年人都养成了随时看手机看新闻的习惯。而对孩子们来说,超长的假期和网络教学活动的开展,使得他们有机会突破家长之前设定的各种网络管制措施。因此,一些缺乏自制力的孩子利用网络学习的机会,把数理化的学习内容替换成各种“升级”“上分”“充值”活动,还有的观看网络直播节目,慷慨打赏,用的都是父母的支付宝、银行卡。就此,指导意见(二)第9条明确,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的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资金,监护人要求游戏运营商或者网络平台返还有关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一条的规定包括三层意思:一是在适用对象方面。本条规定虽然以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主要对象,但“举重以明轻”,对于不满八周岁的孩子们来说,因为他们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民法总则》第144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所以,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参与网络游戏擅自所花费的支出,一律应该退还,这是依法所能得出的当然结论,所以指导意见没有专门规定。二是在支出款项的数额方面。本条规定没有采用“一刀切”的做法,而是将应予返还的款项限定在与未成年人的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部分,这一点在具体案件中可以由法官根据孩子所参与的游戏类型、成长环境、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综合判定。

三是医疗保险合同的承保范围医疗机构和赠与保险问题。从实践中的情况来看,医疗保险合同往往对于承保范围、医疗机构等存在着明确的约定,但疫情防控客观上使得不少投保人无法到约定的医疗机构就医。为此,指导意见(二)第15条明确,因疫情防控原因导致无法在约定医疗机构就医的,不能成为免赔事由。此外,在疫情防控期间,很多保险公司对医护人员和参与疫情防控人员等免费赠与医疗保险合同。由于实践中大多数保险合同都约定以缴纳保费为合同生效条件,为打消受益人关于未交保费合同是否生效的疑虑,帮助保险公司把好事办好,指导意见(二)第15条专门明确,对这些赠与的保险合同,人民法院根据保险合同约定确定保险责任,而不受是否缴纳保费的影响。

总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深刻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同时也引发了不少法律的纠纷,提出了不少司法难题。最高人民法院顺应形势需求,敢于担当,积极应对,在疫情期间出台了一系列司法解释,为妥善解决纠纷,保民生、促发展,为迅速恢复生产秩序、稳定社会秩序,提供了周密妥善的司法应对方案,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文章出处: 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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